俗话说“家家有本难念的经”：农民工陈清是货车司机，固定工资起步5000元，常常感觉工作太辛苦、收入不稳定。外企白领张墨月收入10000元左右，每个月都觉得不够花。公务员赵克月收入4000出头，一直觉得挣得太少，目前考虑下海赚钱。

收入分配改革涉及千家万户的“钱袋子”。2015年是“十二五”收官之年———央企薪酬制度改革尘埃落定，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改革推进在即。在收入分配改革提速的当前，占劳动者主体的非国企和体制外人员的“钱袋子”又会怎样呢？

探因

社保制度不健全医疗等资源不均

农民工、白领、公务员为啥都吐槽“收入低”？全国人大代表、民革吉林省委专职副主委郭乃硕认为，造成这一现象，除了房价高企、物价总体水平高带来的压力外，社保制度不够健全和医疗、教育资源不均是重要原因。房价和收入比就不说了，即便“蒜你狠”“姜你军”等物价压力也会让工薪族“压力山大”。稍微有点余钱的家庭，也会给子女上个奥赛班，如果家人生病，开销则更大。

“养老、医疗保障水平还比较低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海南省儋州市政协主席邓泽永昨日说，这些年，各级政府在医疗、教育、保障性住房方面投入较大，取得了一定成效，但社会保障的水平还不够高，特别是农民工群体流动在城市各个角落，生活十分艰难。

全国人大代表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部长吕薇也认为，由于社保缴费率较高，以致拿到手的工资较低，“迫使”很多农民工宁愿选择没有合同和社保的工作。

数据

行业收入差距有多大？

俗话说“女怕嫁错郎、男怕入错行”，我国行业间工资差距证明了此话不虚。但风水轮流转，你能想到，1988年时，收入最高的行业是地质勘查、水利管理吗？

2005年收入差距历史最高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近日发布的《中国薪酬报告》显示，在1988年，收入最高行业薪酬是最低行业的1.58倍，随后行业差距逐年扩大，到2005年达到4.88倍，为历年最高。2005年后差距虽然略有下降，但幅度较小，到2010年为4.66倍，2011年为4.48倍。2012年，工资收入最高行业金融业是最低行业农、林、牧、渔业的4.3倍。

为何会造成收入差距？

1.行业细分不够

相关部门每每发布数据，不少人“吐槽”称自己的工资“被增长”。这是因为行业细分不够。同样是金融业和农、林、牧、渔业，都存在“高大上”，也都有“矮矬穷”。

2.垄断行业工资增长过高

垄断行业工资增长水平过高，而多数行业增长速度则低于平均值。

3.中高管和职工薪酬相差大

企业内部不同群体收入差距过大：2011年，2032家上市公司中高管平均薪酬为47.1万元，职工平均薪酬为8.2万元，相差5.74倍；其中相差最大的竟然达到112.77倍！

工资在GDP中占比逐年下降

从总体来看，我国全部雇员1985年平均工资为1120元，到2012年增长到34905元，共增长30.2倍。而同一时期人均GDP则从857元增加到29991元，增长了34倍。

更为令人忧心的是工资收入在GDP中的占比，这个比重越高，表示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所占份额越大，社会分配越公平。遗憾的是，由于统计口径不同，大家对此莫衷一是。但这一比重持续降低却是大家共同认可的。

据统计，2004年至2008年，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从50.6%下降到47.9%。而2009年和2010年，这一比重继续降至46.6%和45%。

支招

需建立“纺锤形”分配结构

同样的学历，同样的辛苦，不同的工作，不同的收入，怎能让人心里平衡？从国际经验来看，“纺锤形”的收入分配结构是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；如果类似的付出有类似的收获，就不存在“拼爹”等现象了，一位政协委员毫不客气地指出。

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说，从世界工业化进程来看，我国劳动者报酬的成本偏低，如果不扭转这种格局，民生就得不到保障和改善，消费也就不可能稳步提升，最终反过来一定会损坏经济的可持续发展。“不能持续发展，资本当然也不可能得到合理的回报，政府财政同样要面临困局。”郑功成说，“所以提高劳动者报酬，不仅是体现劳动力要素对财富增长的贡献，也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，经济社会更加协调发展的重要的条件。”

近年来，劳动报酬占GDP的比值呈下降趋势，这说明劳动力在收入分配中的重要性在降低。也就是说，兢兢业业工作反而不如“炒房”“炒股”“炒钱”实惠，这也是很多企业“不务正业”的重要原因，换做个人更是如此。

全国政协委员宋丰强说，要改变这一现状，就要在初次分配环节发力，让劳动力分享更多的发展红利，让企业让利、政府减税、劳动者报酬提高，从宏观上调配国民财富分配的大格局。

焦点———最低工资

上涨幅度一定要超过CPI

促进就业规划（2011-2015年）明确，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%以上。“这个目标预计是能顺利完成的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浙江省人保厅厅长吴顺江说，关键是如何按照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的“完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”。

据统计，2011年和2012年，全国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分别为22%和20.2%，2013年这个数字则为17%，截止到2014年7月25日，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为14.2%，均超过13%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民建吉林省委副主委王欣认为，最低工资上涨幅度一定要超过CPI，只有这样才能让普通劳动者真正受益。

全国人大代表、江南控股集团总工程师黄作兴也建议，最低工资标准制定依据应该是保障职工的最低生活水平，而很多省份现有的最低工资标准不包括社保缴费和住房公积金，扣完后所剩无几，效果大打折扣。

焦点———拖欠工资

按月足额发工资仍执行不力

以重庆农妇熊德明向总理求助讨薪为标志，我国从2003年年底掀起了清理欠薪风暴。虽然国家作出了很大努力，但欠薪现象还是屡打不绝，尤其最近几年甚至愈演愈烈。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，“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”。

全国人大代表、民革吉林省委专职副主委郭乃硕说，每到春节农民工被拖欠工资都还是一个热点话题。这种丑恶现象屡打不绝的首要原因就是转包制度：一项工程项目层层转包，最后才转到包工头，一旦出现资金链断裂，包工头拿不到工钱，更不要说农民工了。“另外，许多施工企业只在年终或工程完工时集中结算，平常只给工人发一定数额的生活费。”郭乃硕说，“要治本，就必须按月足额发放工资，这样即便拖欠也只是一个月的工资。”

1994年颁布的劳动法就规定了按月足额发放工资，但从目前情况看，执行仍然不力。

焦点———增长机制

应立法确立工资协商的法律地位

促进就业规划（2011-2015年）明确，形成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。这个目标能否完成？其实，国企和体制内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说了算，目前还不能说已经建立。而其他群体的工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说了算：例如很多白领在年底要和公司谈下一年的待遇，每年春节后出现“招工荒”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农民工与企业议价。

从国际经验来看，建立高效、公平的工资调整主要依靠政府、企业、劳动者三方进行工资集体协商，目前我国正在推进这项工作，但还需要一个过程。

曾任职工会的一位全国人大代表说，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往往是劳资纠纷多倒逼出来的办法。“但是这项工作开展起来非常困难，最大的阻力来自企业主。一些企业主对于协商存在‘惧怕’心理，惧怕职工会‘漫天要价’。”这位代表建议，国家应制定完善法律，确立工资协商的法律地位。

观察

“哭穷”背后是心里没底

其实，自称“收入低”的群体还有很多———城管、小贩，老板、农民工，开发商、业主……几乎没有人对自己目前的薪资水平满意的。

“这个现象也不奇怪，因为大家都希望挣得越多越好。”全国人大代表谢子龙说，“但大家都‘哭穷’现象的背后，其实蕴含着大家心里‘没底’的收入焦虑和消费顾虑，还有更深层次的对收入分配不公的不满。这些都值得有关方面重视。”

郭乃硕说，要让人们普遍有“获得感”而不是“没底感”，首先是要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的力度，让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扫除人们心中“不公”的不安，在全社会建立起合理的薪酬体系，“但更重要的，是尽快完善我们的社会保障网，让大家对未来有足够的踏实感。”